“颜色革命教父”政治动荡的幕后推手

与前几年相比,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已经老了。两个月前,他刚刚过了自己的85岁生日,生活中的他也越来越离不开拐杖的陪伴。不过,与他的日渐衰老相反,他的理论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开花。多年前,夏普曾在席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名噪一时,被称为“颜色革命教父”。“颜色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会过气。而现在,无论是在动荡不定的埃及,还是枪林弹雨的叙利亚战场,夏普幽灵一般的影子还在游荡。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欧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结果宣布时,记者席上传来明显的嘘声,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成了人们调侃的对象。这个结果之所以饱受争议,除了欧盟获奖本身让人感觉有待商榷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大热门、美国学者夏普意外落选。

这已经是夏普第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一次。结果公布前,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主席哈普威金曾表示,夏普是最有资格获奖的人。在一家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表中,夏普也是最大热门。虽然再一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4年之内三获提名,足以说明夏普这些年来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夏普的名字最早为人所知,要追溯到1991年。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脱离苏联的运动中,他的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立陶宛的国防部长布特克维休斯声称,夏普的书“对我们来说比核武器还重要”。随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东欧刮起“颜色革命”风潮,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领导人都将夏普的理论奉为经典。

2010年底,一名小贩的引发了突尼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行动,随后,多国民众针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之春”的起点突尼斯,人们最初并不知道夏普是何方神圣,但反对派将他的著作一批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民众。“独裁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一个政权的自由或专制程度,取决于政权下的民众有多强烈的愿望争取自由”,这些话语让许多下层民众“如梦初醒”。当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本·阿里时,手中拿着的都是这些小册子。最终,本·阿里被迫放弃总统权力,他也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在随后卷入动荡的埃及,不少示威者聚集在塔里尔广场,在坦克的巨大阴影下,手举火把阅读夏普的著作。“看到夏普关于如何攻击独裁者弱点的论述时,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组织“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这样说。据说,早在2010年9月,夏普的作品就曾引起埃及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的注意,在反对派高层的推动下,夏普的理论广泛传播。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变天”,总统穆巴拉克锒铛入狱。

仍在战火中的叙利亚,夏普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很多士兵怀揣着夏普的小册子上战场,激战过后,政府军士兵经常能在被炸毁的废墟里发现它们,这些破破烂烂的小册子被武装称为“精神食粮”。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的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夏普因为其理论贡献,称得上是“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导师”。

夏普的书究竟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能有如此的魔力?一位参加过埃及抗议活动的示威者说:“他的书令人精神一振,因为书中指明了一种我们本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道路。”更通俗地说,夏普的全部著作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通过非暴力的手段颠覆一个政权。

在1993年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中,夏普的理念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政权的存在依赖于民众的服从和支持,如果民众因为不满而不支持政府,那政权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而不再支持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的。这本书最初是为当时的缅甸反对派而写的,只在缅甸秘密流传,但很快,它通过各种渠道从缅甸流向前南斯拉夫,又流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最后来到了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

“没有宣传,没有促销,它的传播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用。”夏普说。他的评价其实有些过谦,这本书除了提出“非暴力抗争”这样的“有用”理念,关键还在于它教给人一整套实用的行动方案,这在卷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众多国家中屡试不爽。因此,夏普的著作不仅是宣传鼓动的武器,更是反对派的行为指南。

比如,夏普在书中教导人们,不要一开始就用“彻底公正”、“全面和平”这样空洞的字眼号召民众,而是要制定具体的目标,“一步步地实现,别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称,大多数民众都对独裁政权心怀恐惧,不敢公然反抗,因此,要先策划一些小规模的抗争,让活跃分子打头阵,逐步打消旁观者的顾虑,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多数人一边。然后,当示威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后,要使用特定的符号、颜色来作为行动的标志,凸显行动的整体性,增强所有参与者的归属感。如果政府采取行动,就要利用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不满,争取更多人加入抗争。这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指导”,往往能在松散的下层民众中起到凝聚的作用。

夏普的理论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摸清维系“独裁政府”的命脉。“支撑一个政权的是人民和各种国家机构,想推翻这个政权,削弱这些支撑就可以了。”他说,吉恩夏普书“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维系下去。非暴力抗争就像白蚁蚕食树木,可以把政权的支柱力量蚕食掉。这种力量并不亚于一枚炸弹或是一杆枪。最终,整个支柱会轰然倒塌。”

对于如何搞垮这些“支柱”,夏普有独到的观察。“支撑权力的无非几种因素,比如树立道德权威,比如动用经济力量,比如对大众的控制。希特勒不是超人,他只是让别人都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人们必须帮助他。独裁者也一样有致命的缺点,一旦找到他的力量的源头,找到他的弱点,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攻击它。”

在夏普的理论中,非暴力是一个核心关键词,也是一条底线。他并不支持目前叙利亚发生的流血冲突,认为反对派与政府军进行武装对抗,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他一直声称,自己之所以从事非暴力抗争研究,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冲突、暴力和牺牲。“人们曾经说非暴力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但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们就无法再质疑非暴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了。”夏普说。不过,尽管被描述为“精神领袖”,但夏普始终不承认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人们都说我的影响很大,但我还没有看到确凿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1928年1月21日,夏普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北巴尔的摩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沉默寡言,喜欢读书和思考。1949年,他考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来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只身来到纽约闯荡。纽约市图书馆成了他心爱的精神家园。在这段时间里,他读到了许多和圣雄甘地有关的书籍,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把甘地视为偶像。

“我崇拜甘地,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善人’。”夏普多年后说。在他看来,甘地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策略。

夏普在纽约时,正值美国出兵朝鲜。政府频繁征兵让他十分反感。他拒绝服兵役,还用静坐等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征兵活动的不满。后来,他遭到了特工的调查并被逮捕。若干年后,有人评论说,这是夏普身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倡导者,亲自实施的一次非暴力抗争行动。

在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夏普的行为,包括他的父母。等待审判期间,孤独的夏普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甘地的书。写作中,他想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十分推崇。于是,他提笔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打算入狱服刑、不改初衷的决定。很快,夏普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表示很钦佩他的勇气,还为他的书作了序。

9个月零10天后,夏普出狱,先是为当时的“美国头号和平主义者”马斯特当了一阵私人秘书,后来又在伦敦为一家名为《和平消息》的报纸工作了3年。1958年,他前往挪威奥斯陆,跟随学者纳斯学习和工作。纳斯是和平主义学者约翰·加尔腾的学术搭档,他们曾在一起研究过甘地的思想。之后,夏普又来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来到牛津之前,夏普一直醉心于哲学研究,但到牛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如何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运用到现实中。在剑桥附近的一间合租屋里,夏普开始埋头研究历史上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实例。经过夜以继日的苦心钻研,一天,他忽然“顿悟”:非暴力抗争,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用和平的方式,瓦解维系“独裁政权”的力量。多年以后,他把“悟道”的那一天称为“灵光时刻”。

1983年,夏普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研究工作,同年,他成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宣传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争。据说,北约和中情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他的理论的。自此之后,中情局开始推动夏普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夏普承认,他在哈佛的研究得到了一部分来自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但坚决否认自己与中情局有关,也否认曾经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在世界任何国家进行过秘密活动。“如果中情局给我钱,我就不至于为研究经费发愁50年了。”夏普说。

从表面上,人们确实很难找到确切证据证明夏普和中情局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他所创立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外界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由于经费捉襟见肘,几年前就不得不从独立的办公场所搬到了夏普在波士顿的寓所,占据了两个狭小的房间,全部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名:所长夏普和一位忠实的秘书。如此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寒酸,让人很难把夏普与那位搅得一些国家不得安宁的“精神导师”联系在一起。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夏普的生活更是很难用“功成名就”来形容。他一辈子未婚,甚至没什么朋友,只养了一条狗。虽然缺少经费,但他的所有著作都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也就没有挣得多少钱。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是大不如前。邻居们经常看到,在寒冬的早晨,他包裹得严严实实,拄着拐棍在公园散步,不时咳嗽两声。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总是轻声细语,有位记者曾经调侃道,想听清夏普说话,你必须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夏普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和讲座上,住所兼研究所里杂乱无章。他弄丢过很多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牛津词典了,也不知道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给弄哪去了。我肯定,它们都在箱子里,但是类似的箱子有三十来个吧。我总不能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翻箱倒柜上吧。”

尽管夏普不断否认自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每当一个国家掀起针对政府的非暴力抗争,他的观点和立场就会再一次引起重视,或者引发争议。旅居加拿大的突尼斯籍学者阿赫迈德·本萨达就认为,美国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深深介入了这场撼动了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革命”。美国政府正是以夏普的非暴力理论为指导,有计划地培训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的骨干。这些人在突尼斯、埃及等地走上街头,开启了推翻原政权的活动。夏普的学说,实际上是美国用来颠覆别国政府的一种工具。

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暴力的方式来颠覆他国政权,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局动荡,夏普的理论生逢其时。他的理论不仅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而且能避免过多的流血冲突,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他成为“输出民主”的主力军,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平地说,外界的这种批评并非无中生有,夏普虽然“大隐隐于市”,但他的住所一直源源不断地接待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这些人都是来找他“取经”的。夏普也毫不讳言,表示“我不会给他们具体的建议,而是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国情的策略。”

另一方面,夏普的理论现在也有一种被滥用的趋势。2011年秋,出于对金融危机的不满,美国纽约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这一运动在欧美各国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响应者。这些“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同样深受夏普“非暴力”理念的影响,他们搬出夏普的著作作为“理论指导”,在露天营地里播放关于夏普的影片。其中,发生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占领奥克兰”运动发展得最为激进,几乎演变成抗议者与警方的流血冲突。在“占领奥克兰”运动的官方网站上,就赫然张贴着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的原文。

然而,风行一时的“占领运动”最终都草草收场。这让人看到,夏普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他的理论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更多是因为那些国家本身的政权存在长期独裁、统治僵化的问题,而在政治体制更加完善的国家,夏普的一套“战术”就很难奏效了。夏普本人则认为,“占领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光坐在那里就想改变整个经济体制,那他们一定会失望。仅仅抗议是不会有太大成果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阿拉伯之春”的风暴渐近尾声,人们开始意识到,推翻一个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尽管旧政权已经被推翻,但政局持续动荡,生活似乎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夏普的理论在这里暴露了其局限性:他只能教导人们推翻政权,但在推翻政权之后,便无法再保驾护航,指导人们走上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夏普自己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一个政权的覆灭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实现。推翻一个政府不是完成一场政治涅槃,你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付出漫长的努力。”至于这些艰苦工作是什么,漫长的努力要做多久,夏普却没有给出答案。值得警醒的是,即便夏普的理论有这样的局限,但它的威力并没有受到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走上街头的人们都把它奉为真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执政者深思。

与前几年相比,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已经老了。两个月前,他刚刚过了自己的85岁生日,生活中的他也越来越离不开拐杖的陪伴。不过,与他的日渐衰老相反,他的理论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开花。多年前,夏普曾在席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名噪一时,被称为“颜色革命教父”。“颜色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会过气。而现在,无论是在动荡不定的埃及,还是枪林弹雨的叙利亚战场,夏普幽灵一般的影子还在游荡。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欧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结果宣布时,记者席上传来明显的嘘声,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成了人们调侃的对象。这个结果之所以饱受争议,除了欧盟获奖本身让人感觉有待商榷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大热门、美国学者夏普意外落选。

这已经是夏普第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一次。结果公布前,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主席哈普威金曾表示,夏普是最有资格获奖的人。在一家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表中,夏普也是最大热门。虽然再一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4年之内三获提名,足以说明夏普这些年来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夏普的名字最早为人所知,要追溯到1991年。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脱离苏联的运动中,他的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立陶宛的国防部长布特克维休斯声称,夏普的书“对我们来说比核武器还重要”。随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东欧刮起“颜色革命”风潮,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领导人都将夏普的理论奉为经典。

2010年底,一名小贩的引发了突尼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行动,随后,多国民众针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之春”的起点突尼斯,人们最初并不知道夏普是何方神圣,但反对派将他的著作一批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民众。“独裁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一个政权的自由或专制程度,取决于政权下的民众有多强烈的愿望争取自由”,这些话语让许多下层民众“如梦初醒”。当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本·阿里时,手中拿着的都是这些小册子。最终,本·阿里被迫放弃总统权力,他也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在随后卷入动荡的埃及,不少示威者聚集在塔里尔广场,在坦克的巨大阴影下,手举火把阅读夏普的著作。“看到夏普关于如何攻击独裁者弱点的论述时,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组织“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这样说。据说,早在2010年9月,夏普的作品就曾引起埃及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的注意,在反对派高层的推动下,夏普的理论广泛传播。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变天”,总统穆巴拉克锒铛入狱。

仍在战火中的叙利亚,夏普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很多士兵怀揣着夏普的小册子上战场,激战过后,政府军士兵经常能在被炸毁的废墟里发现它们,这些破破烂烂的小册子被武装称为“精神食粮”。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的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夏普因为其理论贡献,称得上是“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导师”。

夏普的书究竟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能有如此的魔力?一位参加过埃及抗议活动的示威者说:“他的书令人精神一振,因为书中指明了一种我们本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道路。”更通俗地说,夏普的全部著作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通过非暴力的手段颠覆一个政权。

在1993年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中,夏普的理念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政权的存在依赖于民众的服从和支持,如果民众因为不满而不支持政府,那政权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而不再支持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的。这本书最初是为当时的缅甸反对派而写的,只在缅甸秘密流传,但很快,它通过各种渠道从缅甸流向前南斯拉夫,又流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最后来到了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

“没有宣传,没有促销,它的传播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用。”夏普说。他的评价其实有些过谦,这本书除了提出“非暴力抗争”这样的“有用”理念,关键还在于它教给人一整套实用的行动方案,这在卷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众多国家中屡试不爽。因此,夏普的著作不仅是宣传鼓动的武器,更是反对派的行为指南。

比如,夏普在书中教导人们,不要一开始就用“彻底公正”、“全面和平”这样空洞的字眼号召民众,而是要制定具体的目标,“一步步地实现,别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称,大多数民众都对独裁政权心怀恐惧,不敢公然反抗,因此,要先策划一些小规模的抗争,让活跃分子打头阵,逐步打消旁观者的顾虑,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多数人一边。然后,当示威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后,要使用特定的符号、颜色来作为行动的标志,凸显行动的整体性,增强所有参与者的归属感。如果政府采取行动,就要利用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不满,争取更多人加入抗争。这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指导”,往往能在松散的下层民众中起到凝聚的作用。

夏普的理论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摸清维系“独裁政府”的命脉。“支撑一个政权的是人民和各种国家机构,想推翻这个政权,削弱这些支撑就可以了。”他说,“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维系下去。非暴力抗争就像白蚁蚕食树木,可以把政权的支柱力量蚕食掉。这种力量并不亚于一枚炸弹或是一杆枪。最终,整个支柱会轰然倒塌。”

对于如何搞垮这些“支柱”,夏普有独到的观察。“支撑权力的无非几种因素,比如树立道德权威,比如动用经济力量,比如对大众的控制。希特勒不是超人,他只是让别人都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人们必须帮助他。独裁者也一样有致命的缺点,一旦找到他的力量的源头,找到他的弱点,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攻击它。”

在夏普的理论中,非暴力是一个核心关键词,也是一条底线。他并不支持目前叙利亚发生的流血冲突,认为反对派与政府军进行武装对抗,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他一直声称,自己之所以从事非暴力抗争研究,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冲突、暴力和牺牲。“人们曾经说非暴力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但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们就无法再质疑非暴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了。”夏普说。不过,尽管被描述为“精神领袖”,但夏普始终不承认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人们都说我的影响很大,但我还没有看到确凿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1928年1月21日,夏普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北巴尔的摩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沉默寡言,喜欢读书和思考。1949年,他考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来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只身来到纽约闯荡。纽约市图书馆成了他心爱的精神家园。在这段时间里,他读到了许多和圣雄甘地有关的书籍,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把甘地视为偶像。

“我崇拜甘地,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善人’。”夏普多年后说。在他看来,甘地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策略。

夏普在纽约时,正值美国出兵朝鲜。政府频繁征兵让他十分反感。他拒绝服兵役,还用静坐等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征兵活动的不满。后来,他遭到了特工的调查并被逮捕。若干年后,有人评论说,这是夏普身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倡导者,亲自实施的一次非暴力抗争行动。

在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夏普的行为,包括他的父母。等待审判期间,孤独的夏普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甘地的书。写作中,他想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十分推崇。于是,他提笔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打算入狱服刑、不改初衷的决定。很快,夏普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表示很钦佩他的勇气,还为他的书作了序。

9个月零10天后,夏普出狱,先是为当时的“美国头号和平主义者”马斯特当了一阵私人秘书,后来又在伦敦为一家名为《和平消息》的报纸工作了3年。1958年,他前往挪威奥斯陆,跟随学者纳斯学习和工作。纳斯是和平主义学者约翰·加尔腾的学术搭档,他们曾在一起研究过甘地的思想。之后,夏普又来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来到牛津之前,夏普一直醉心于哲学研究,但到牛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如何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运用到现实中。在剑桥附近的一间合租屋里,夏普开始埋头研究历史上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实例。经过夜以继日的苦心钻研,一天,他忽然“顿悟”:非暴力抗争,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用和平的方式,瓦解维系“独裁政权”的力量。多年以后,他把“悟道”的那一天称为“灵光时刻”。

1983年,夏普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研究工作,同年,他成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宣传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争。据说,北约和中情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他的理论的。自此之后,中情局开始推动夏普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夏普承认,他在哈佛的研究得到了一部分来自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但坚决否认自己与中情局有关,也否认曾经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在世界任何国家进行过秘密活动。“如果中情局给我钱,我就不至于为研究经费发愁50年了。”夏普说。

从表面上,人们确实很难找到确切证据证明夏普和中情局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他所创立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外界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由于经费捉襟见肘,几年前就不得不从独立的办公场所搬到了夏普在波士顿的寓所,占据了两个狭小的房间,全部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名:所长夏普和一位忠实的秘书。如此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寒酸,让人很难把夏普与那位搅得一些国家不得安宁的“精神导师”联系在一起。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夏普的生活更是很难用“功成名就”来形容。他一辈子未婚,甚至没什么朋友,只养了一条狗。虽然缺少经费,但他的所有著作都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也就没有挣得多少钱。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是大不如前。邻居们经常看到,在寒冬的早晨,他包裹得严严实实,拄着拐棍在公园散步,不时咳嗽两声。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总是轻声细语,有位记者曾经调侃道,想听清夏普说话,你必须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夏普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和讲座上,住所兼研究所里杂乱无章。他弄丢过很多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牛津词典了,也不知道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给弄哪去了。我肯定,它们都在箱子里,但是类似的箱子有三十来个吧。我总不能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翻箱倒柜上吧。”

尽管夏普不断否认自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每当一个国家掀起针对政府的非暴力抗争,他的观点和立场就会再一次引起重视,或者引发争议。旅居加拿大的突尼斯籍学者阿赫迈德·本萨达就认为,美国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深深介入了这场撼动了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革命”。美国政府正是以夏普的非暴力理论为指导,有计划地培训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的骨干。这些人在突尼斯、埃及等地走上街头,开启了推翻原政权的活动。夏普的学说,实际上是美国用来颠覆别国政府的一种工具。

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暴力的方式来颠覆他国政权,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局动荡,夏普的理论生逢其时。他的理论不仅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而且能避免过多的流血冲突,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他成为“输出民主”的主力军,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平地说,外界的这种批评并非无中生有,夏普虽然“大隐隐于市”,但他的住所一直源源不断地接待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这些人都是来找他“取经”的。夏普也毫不讳言,表示“我不会给他们具体的建议,而是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国情的策略。”

另一方面,夏普的理论现在也有一种被滥用的趋势。2011年秋,出于对金融危机的不满,美国纽约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这一运动在欧美各国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响应者。这些“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同样深受夏普“非暴力”理念的影响,他们搬出夏普的著作作为“理论指导”,在露天营地里播放关于夏普的影片。其中,发生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占领奥克兰”运动发展得最为激进,几乎演变成抗议者与警方的流血冲突。在“占领奥克兰”运动的官方网站上,就赫然张贴着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的原文。

然而,风行一时的“占领运动”最终都草草收场。这让人看到,夏普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他的理论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更多是因为那些国家本身的政权存在长期独裁、统治僵化的问题,而在政治体制更加完善的国家,夏普的一套“战术”就很难奏效了。夏普本人则认为,“占领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光坐在那里就想改变整个经济体制,那他们一定会失望。仅仅抗议是不会有太大成果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阿拉伯之春”的风暴渐近尾声,人们开始意识到,推翻一个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尽管旧政权已经被推翻,但政局持续动荡,生活似乎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夏普的理论在这里暴露了其局限性:他只能教导人们推翻政权,但在推翻政权之后,便无法再保驾护航,指导人们走上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夏普自己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一个政权的覆灭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实现。推翻一个政府不是完成一场政治涅槃,你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付出漫长的努力。”至于这些艰苦工作是什么,漫长的努力要做多久,夏普却没有给出答案。值得警醒的是,即便夏普的理论有这样的局限,但它的威力并没有受到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走上街头的人们都把它奉为真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执政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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