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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教父”政治动荡的幕后推手

与前几年相比,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已经老了。两个月前,他刚刚过了自己的85岁生日,生活中的他也越来越离不开拐杖的陪伴。不过,与他的日渐衰老相反,他的理论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开花。多年前,夏普曾在席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名噪一时,被称为“颜色革命教父”。“颜色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会过气。而现在,无论是在动荡不定的埃及,还是枪林弹雨的叙利亚战场,夏普幽灵一般的影子还在游荡。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欧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结果宣布时,记者席上传来明显的嘘声,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成了人们调侃的对象。这个结果之所以饱受争议,除了欧盟获奖本身让人感觉有待商榷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大热门、美国学者夏普意外落选。

这已经是夏普第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一次。结果公布前,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主席哈普威金曾表示,夏普是最有资格获奖的人。在一家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表中,夏普也是最大热门。虽然再一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4年之内三获提名,足以说明夏普这些年来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夏普的名字最早为人所知,要追溯到1991年。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脱离苏联的运动中,他的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立陶宛的国防部长布特克维休斯声称,夏普的书“对我们来说比核武器还重要”。随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东欧刮起“颜色革命”风潮,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领导人都将夏普的理论奉为经典。

2010年底,一名小贩的引发了突尼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行动,随后,多国民众针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之春”的起点突尼斯,人们最初并不知道夏普是何方神圣,但反对派将他的著作一批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民众。“独裁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一个政权的自由或专制程度,取决于政权下的民众有多强烈的愿望争取自由”,这些话语让许多下层民众“如梦初醒”。当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本·阿里时,手中拿着的都是这些小册子。最终,本·阿里被迫放弃总统权力,他也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在随后卷入动荡的埃及,不少示威者聚集在塔里尔广场,在坦克的巨大阴影下,手举火把阅读夏普的著作。“看到夏普关于如何攻击独裁者弱点的论述时,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组织“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这样说。据说,早在2010年9月,夏普的作品就曾引起埃及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的注意,在反对派高层的推动下,夏普的理论广泛传播。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变天”,总统穆巴拉克锒铛入狱。

仍在战火中的叙利亚,夏普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很多士兵怀揣着夏普的小册子上战场,激战过后,政府军士兵经常能在被炸毁的废墟里发现它们,这些破破烂烂的小册子被武装称为“精神食粮”。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的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夏普因为其理论贡献,称得上是“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导师”。

夏普的书究竟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能有如此的魔力?一位参加过埃及抗议活动的示威者说:“他的书令人精神一振,因为书中指明了一种我们本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道路。”更通俗地说,夏普的全部著作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通过非暴力的手段颠覆一个政权。

在1993年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中,夏普的理念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政权的存在依赖于民众的服从和支持,如果民众因为不满而不支持政府,那政权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而不再支持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的。这本书最初是为当时的缅甸反对派而写的,只在缅甸秘密流传,但很快,它通过各种渠道从缅甸流向前南斯拉夫,又流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最后来到了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

“没有宣传,没有促销,它的传播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用。”夏普说。他的评价其实有些过谦,这本书除了提出“非暴力抗争”这样的“有用”理念,关键还在于它教给人一整套实用的行动方案,这在卷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众多国家中屡试不爽。因此,夏普的著作不仅是宣传鼓动的武器,更是反对派的行为指南。

比如,夏普在书中教导人们,不要一开始就用“彻底公正”、“全面和平”这样空洞的字眼号召民众,而是要制定具体的目标,“一步步地实现,别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称,大多数民众都对独裁政权心怀恐惧,不敢公然反抗,因此,要先策划一些小规模的抗争,让活跃分子打头阵,逐步打消旁观者的顾虑,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多数人一边。然后,当示威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后,要使用特定的符号、颜色来作为行动的标志,凸显行动的整体性,增强所有参与者的归属感。如果政府采取行动,就要利用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不满,争取更多人加入抗争。这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指导”,往往能在松散的下层民众中起到凝聚的作用。

夏普的理论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摸清维系“独裁政府”的命脉。“支撑一个政权的是人民和各种国家机构,想推翻这个政权,削弱这些支撑就可以了。”他说,吉恩夏普书“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维系下去。非暴力抗争就像白蚁蚕食树木,可以把政权的支柱力量蚕食掉。这种力量并不亚于一枚炸弹或是一杆枪。最终,整个支柱会轰然倒塌。”

对于如何搞垮这些“支柱”,夏普有独到的观察。“支撑权力的无非几种因素,比如树立道德权威,比如动用经济力量,比如对大众的控制。希特勒不是超人,他只是让别人都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人们必须帮助他。独裁者也一样有致命的缺点,一旦找到他的力量的源头,找到他的弱点,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攻击它。”

在夏普的理论中,非暴力是一个核心关键词,也是一条底线。他并不支持目前叙利亚发生的流血冲突,认为反对派与政府军进行武装对抗,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他一直声称,自己之所以从事非暴力抗争研究,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冲突、暴力和牺牲。“人们曾经说非暴力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但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们就无法再质疑非暴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了。”夏普说。不过,尽管被描述为“精神领袖”,但夏普始终不承认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人们都说我的影响很大,但我还没有看到确凿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1928年1月21日,夏普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北巴尔的摩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沉默寡言,喜欢读书和思考。1949年,他考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来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只身来到纽约闯荡。纽约市图书馆成了他心爱的精神家园。在这段时间里,他读到了许多和圣雄甘地有关的书籍,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把甘地视为偶像。

“我崇拜甘地,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善人’。”夏普多年后说。在他看来,甘地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策略。

夏普在纽约时,正值美国出兵朝鲜。政府频繁征兵让他十分反感。他拒绝服兵役,还用静坐等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征兵活动的不满。后来,他遭到了特工的调查并被逮捕。若干年后,有人评论说,这是夏普身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倡导者,亲自实施的一次非暴力抗争行动。

在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夏普的行为,包括他的父母。等待审判期间,孤独的夏普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甘地的书。写作中,他想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十分推崇。于是,他提笔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打算入狱服刑、不改初衷的决定。很快,夏普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表示很钦佩他的勇气,还为他的书作了序。

9个月零10天后,夏普出狱,先是为当时的“美国头号和平主义者”马斯特当了一阵私人秘书,后来又在伦敦为一家名为《和平消息》的报纸工作了3年。1958年,他前往挪威奥斯陆,跟随学者纳斯学习和工作。纳斯是和平主义学者约翰·加尔腾的学术搭档,他们曾在一起研究过甘地的思想。之后,夏普又来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来到牛津之前,夏普一直醉心于哲学研究,但到牛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如何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运用到现实中。在剑桥附近的一间合租屋里,夏普开始埋头研究历史上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实例。经过夜以继日的苦心钻研,一天,他忽然“顿悟”:非暴力抗争,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用和平的方式,瓦解维系“独裁政权”的力量。多年以后,他把“悟道”的那一天称为“灵光时刻”。

1983年,夏普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研究工作,同年,他成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宣传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争。据说,北约和中情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他的理论的。自此之后,中情局开始推动夏普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夏普承认,他在哈佛的研究得到了一部分来自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但坚决否认自己与中情局有关,也否认曾经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在世界任何国家进行过秘密活动。“如果中情局给我钱,我就不至于为研究经费发愁50年了。”夏普说。

从表面上,人们确实很难找到确切证据证明夏普和中情局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他所创立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外界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由于经费捉襟见肘,几年前就不得不从独立的办公场所搬到了夏普在波士顿的寓所,占据了两个狭小的房间,全部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名:所长夏普和一位忠实的秘书。如此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寒酸,让人很难把夏普与那位搅得一些国家不得安宁的“精神导师”联系在一起。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夏普的生活更是很难用“功成名就”来形容。他一辈子未婚,甚至没什么朋友,只养了一条狗。虽然缺少经费,但他的所有著作都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也就没有挣得多少钱。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是大不如前。邻居们经常看到,在寒冬的早晨,他包裹得严严实实,拄着拐棍在公园散步,不时咳嗽两声。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总是轻声细语,有位记者曾经调侃道,想听清夏普说话,你必须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夏普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和讲座上,住所兼研究所里杂乱无章。他弄丢过很多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牛津词典了,也不知道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给弄哪去了。我肯定,它们都在箱子里,但是类似的箱子有三十来个吧。我总不能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翻箱倒柜上吧。”

尽管夏普不断否认自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每当一个国家掀起针对政府的非暴力抗争,他的观点和立场就会再一次引起重视,或者引发争议。旅居加拿大的突尼斯籍学者阿赫迈德·本萨达就认为,美国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深深介入了这场撼动了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革命”。美国政府正是以夏普的非暴力理论为指导,有计划地培训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的骨干。这些人在突尼斯、埃及等地走上街头,开启了推翻原政权的活动。夏普的学说,实际上是美国用来颠覆别国政府的一种工具。

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暴力的方式来颠覆他国政权,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局动荡,夏普的理论生逢其时。他的理论不仅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而且能避免过多的流血冲突,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他成为“输出民主”的主力军,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平地说,外界的这种批评并非无中生有,夏普虽然“大隐隐于市”,但他的住所一直源源不断地接待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这些人都是来找他“取经”的。夏普也毫不讳言,表示“我不会给他们具体的建议,而是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国情的策略。”

另一方面,夏普的理论现在也有一种被滥用的趋势。2011年秋,出于对金融危机的不满,美国纽约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这一运动在欧美各国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响应者。这些“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同样深受夏普“非暴力”理念的影响,他们搬出夏普的著作作为“理论指导”,在露天营地里播放关于夏普的影片。其中,发生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占领奥克兰”运动发展得最为激进,几乎演变成抗议者与警方的流血冲突。在“占领奥克兰”运动的官方网站上,就赫然张贴着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的原文。

然而,风行一时的“占领运动”最终都草草收场。这让人看到,夏普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他的理论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更多是因为那些国家本身的政权存在长期独裁、统治僵化的问题,而在政治体制更加完善的国家,夏普的一套“战术”就很难奏效了。夏普本人则认为,“占领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光坐在那里就想改变整个经济体制,那他们一定会失望。仅仅抗议是不会有太大成果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阿拉伯之春”的风暴渐近尾声,人们开始意识到,推翻一个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尽管旧政权已经被推翻,但政局持续动荡,生活似乎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夏普的理论在这里暴露了其局限性:他只能教导人们推翻政权,但在推翻政权之后,便无法再保驾护航,指导人们走上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夏普自己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一个政权的覆灭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实现。推翻一个政府不是完成一场政治涅槃,你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付出漫长的努力。”至于这些艰苦工作是什么,漫长的努力要做多久,夏普却没有给出答案。值得警醒的是,即便夏普的理论有这样的局限,但它的威力并没有受到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走上街头的人们都把它奉为真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执政者深思。

与前几年相比,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已经老了。两个月前,他刚刚过了自己的85岁生日,生活中的他也越来越离不开拐杖的陪伴。不过,与他的日渐衰老相反,他的理论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开花。多年前,夏普曾在席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名噪一时,被称为“颜色革命教父”。“颜色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会过气。而现在,无论是在动荡不定的埃及,还是枪林弹雨的叙利亚战场,夏普幽灵一般的影子还在游荡。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欧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结果宣布时,记者席上传来明显的嘘声,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成了人们调侃的对象。这个结果之所以饱受争议,除了欧盟获奖本身让人感觉有待商榷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大热门、美国学者夏普意外落选。

这已经是夏普第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一次。结果公布前,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主席哈普威金曾表示,夏普是最有资格获奖的人。在一家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表中,夏普也是最大热门。虽然再一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4年之内三获提名,足以说明夏普这些年来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夏普的名字最早为人所知,要追溯到1991年。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脱离苏联的运动中,他的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立陶宛的国防部长布特克维休斯声称,夏普的书“对我们来说比核武器还重要”。随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东欧刮起“颜色革命”风潮,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领导人都将夏普的理论奉为经典。

2010年底,一名小贩的引发了突尼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行动,随后,多国民众针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之春”的起点突尼斯,人们最初并不知道夏普是何方神圣,但反对派将他的著作一批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民众。“独裁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一个政权的自由或专制程度,取决于政权下的民众有多强烈的愿望争取自由”,这些话语让许多下层民众“如梦初醒”。当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本·阿里时,手中拿着的都是这些小册子。最终,本·阿里被迫放弃总统权力,他也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在随后卷入动荡的埃及,不少示威者聚集在塔里尔广场,在坦克的巨大阴影下,手举火把阅读夏普的著作。“看到夏普关于如何攻击独裁者弱点的论述时,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组织“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这样说。据说,早在2010年9月,夏普的作品就曾引起埃及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的注意,在反对派高层的推动下,夏普的理论广泛传播。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变天”,总统穆巴拉克锒铛入狱。

仍在战火中的叙利亚,夏普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很多士兵怀揣着夏普的小册子上战场,激战过后,政府军士兵经常能在被炸毁的废墟里发现它们,这些破破烂烂的小册子被武装称为“精神食粮”。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的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夏普因为其理论贡献,称得上是“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导师”。

夏普的书究竟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能有如此的魔力?一位参加过埃及抗议活动的示威者说:“他的书令人精神一振,因为书中指明了一种我们本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道路。”更通俗地说,夏普的全部著作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通过非暴力的手段颠覆一个政权。

在1993年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中,夏普的理念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政权的存在依赖于民众的服从和支持,如果民众因为不满而不支持政府,那政权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而不再支持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的。这本书最初是为当时的缅甸反对派而写的,只在缅甸秘密流传,但很快,它通过各种渠道从缅甸流向前南斯拉夫,又流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最后来到了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

“没有宣传,没有促销,它的传播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用。”夏普说。他的评价其实有些过谦,这本书除了提出“非暴力抗争”这样的“有用”理念,关键还在于它教给人一整套实用的行动方案,这在卷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众多国家中屡试不爽。因此,夏普的著作不仅是宣传鼓动的武器,更是反对派的行为指南。

比如,夏普在书中教导人们,不要一开始就用“彻底公正”、“全面和平”这样空洞的字眼号召民众,而是要制定具体的目标,“一步步地实现,别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称,大多数民众都对独裁政权心怀恐惧,不敢公然反抗,因此,要先策划一些小规模的抗争,让活跃分子打头阵,逐步打消旁观者的顾虑,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多数人一边。然后,当示威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后,要使用特定的符号、颜色来作为行动的标志,凸显行动的整体性,增强所有参与者的归属感。如果政府采取行动,就要利用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不满,争取更多人加入抗争。这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指导”,往往能在松散的下层民众中起到凝聚的作用。

夏普的理论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摸清维系“独裁政府”的命脉。“支撑一个政权的是人民和各种国家机构,想推翻这个政权,削弱这些支撑就可以了。”他说,“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维系下去。非暴力抗争就像白蚁蚕食树木,可以把政权的支柱力量蚕食掉。这种力量并不亚于一枚炸弹或是一杆枪。最终,整个支柱会轰然倒塌。”

对于如何搞垮这些“支柱”,夏普有独到的观察。“支撑权力的无非几种因素,比如树立道德权威,比如动用经济力量,比如对大众的控制。希特勒不是超人,他只是让别人都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人们必须帮助他。独裁者也一样有致命的缺点,一旦找到他的力量的源头,找到他的弱点,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攻击它。”

在夏普的理论中,非暴力是一个核心关键词,也是一条底线。他并不支持目前叙利亚发生的流血冲突,认为反对派与政府军进行武装对抗,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他一直声称,自己之所以从事非暴力抗争研究,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冲突、暴力和牺牲。“人们曾经说非暴力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但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们就无法再质疑非暴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了。”夏普说。不过,尽管被描述为“精神领袖”,但夏普始终不承认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人们都说我的影响很大,但我还没有看到确凿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1928年1月21日,夏普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北巴尔的摩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沉默寡言,喜欢读书和思考。1949年,他考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来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只身来到纽约闯荡。纽约市图书馆成了他心爱的精神家园。在这段时间里,他读到了许多和圣雄甘地有关的书籍,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把甘地视为偶像。

“我崇拜甘地,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善人’。”夏普多年后说。在他看来,甘地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策略。

夏普在纽约时,正值美国出兵朝鲜。政府频繁征兵让他十分反感。他拒绝服兵役,还用静坐等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征兵活动的不满。后来,他遭到了特工的调查并被逮捕。若干年后,有人评论说,这是夏普身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倡导者,亲自实施的一次非暴力抗争行动。

在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夏普的行为,包括他的父母。等待审判期间,孤独的夏普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甘地的书。写作中,他想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十分推崇。于是,他提笔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打算入狱服刑、不改初衷的决定。很快,夏普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表示很钦佩他的勇气,还为他的书作了序。

9个月零10天后,夏普出狱,先是为当时的“美国头号和平主义者”马斯特当了一阵私人秘书,后来又在伦敦为一家名为《和平消息》的报纸工作了3年。1958年,他前往挪威奥斯陆,跟随学者纳斯学习和工作。纳斯是和平主义学者约翰·加尔腾的学术搭档,他们曾在一起研究过甘地的思想。之后,夏普又来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来到牛津之前,夏普一直醉心于哲学研究,但到牛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如何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运用到现实中。在剑桥附近的一间合租屋里,夏普开始埋头研究历史上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实例。经过夜以继日的苦心钻研,一天,他忽然“顿悟”:非暴力抗争,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用和平的方式,瓦解维系“独裁政权”的力量。多年以后,他把“悟道”的那一天称为“灵光时刻”。

1983年,夏普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研究工作,同年,他成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宣传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争。据说,北约和中情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他的理论的。自此之后,中情局开始推动夏普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夏普承认,他在哈佛的研究得到了一部分来自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但坚决否认自己与中情局有关,也否认曾经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在世界任何国家进行过秘密活动。“如果中情局给我钱,我就不至于为研究经费发愁50年了。”夏普说。

从表面上,人们确实很难找到确切证据证明夏普和中情局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他所创立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外界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由于经费捉襟见肘,几年前就不得不从独立的办公场所搬到了夏普在波士顿的寓所,占据了两个狭小的房间,全部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名:所长夏普和一位忠实的秘书。如此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寒酸,让人很难把夏普与那位搅得一些国家不得安宁的“精神导师”联系在一起。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夏普的生活更是很难用“功成名就”来形容。他一辈子未婚,甚至没什么朋友,只养了一条狗。虽然缺少经费,但他的所有著作都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也就没有挣得多少钱。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是大不如前。邻居们经常看到,在寒冬的早晨,他包裹得严严实实,拄着拐棍在公园散步,不时咳嗽两声。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总是轻声细语,有位记者曾经调侃道,想听清夏普说话,你必须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夏普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和讲座上,住所兼研究所里杂乱无章。他弄丢过很多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牛津词典了,也不知道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给弄哪去了。我肯定,它们都在箱子里,但是类似的箱子有三十来个吧。我总不能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翻箱倒柜上吧。”

尽管夏普不断否认自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每当一个国家掀起针对政府的非暴力抗争,他的观点和立场就会再一次引起重视,或者引发争议。旅居加拿大的突尼斯籍学者阿赫迈德·本萨达就认为,美国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深深介入了这场撼动了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革命”。美国政府正是以夏普的非暴力理论为指导,有计划地培训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的骨干。这些人在突尼斯、埃及等地走上街头,开启了推翻原政权的活动。夏普的学说,实际上是美国用来颠覆别国政府的一种工具。

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暴力的方式来颠覆他国政权,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局动荡,夏普的理论生逢其时。他的理论不仅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而且能避免过多的流血冲突,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他成为“输出民主”的主力军,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平地说,外界的这种批评并非无中生有,夏普虽然“大隐隐于市”,但他的住所一直源源不断地接待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这些人都是来找他“取经”的。夏普也毫不讳言,表示“我不会给他们具体的建议,而是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国情的策略。”

另一方面,夏普的理论现在也有一种被滥用的趋势。2011年秋,出于对金融危机的不满,美国纽约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这一运动在欧美各国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响应者。这些“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同样深受夏普“非暴力”理念的影响,他们搬出夏普的著作作为“理论指导”,在露天营地里播放关于夏普的影片。其中,发生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占领奥克兰”运动发展得最为激进,几乎演变成抗议者与警方的流血冲突。在“占领奥克兰”运动的官方网站上,就赫然张贴着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的原文。

然而,风行一时的“占领运动”最终都草草收场。这让人看到,夏普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他的理论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更多是因为那些国家本身的政权存在长期独裁、统治僵化的问题,而在政治体制更加完善的国家,夏普的一套“战术”就很难奏效了。夏普本人则认为,“占领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光坐在那里就想改变整个经济体制,那他们一定会失望。仅仅抗议是不会有太大成果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阿拉伯之春”的风暴渐近尾声,人们开始意识到,推翻一个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尽管旧政权已经被推翻,但政局持续动荡,生活似乎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夏普的理论在这里暴露了其局限性:他只能教导人们推翻政权,但在推翻政权之后,便无法再保驾护航,指导人们走上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夏普自己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一个政权的覆灭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实现。推翻一个政府不是完成一场政治涅槃,你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付出漫长的努力。”至于这些艰苦工作是什么,漫长的努力要做多久,夏普却没有给出答案。值得警醒的是,即便夏普的理论有这样的局限,但它的威力并没有受到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走上街头的人们都把它奉为真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执政者深思。

夏普手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吉恩夏普书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日本夏普